又回想，所读近代史资料，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，当着客人的面，接连不断把只了几的三炮台香烟，掷于地下。而我在低劣纸烟时，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，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。如此等等，恭聆仙人的玉责，不亦宜乎！

但又一转念：军需官之大方，并非他从老家带来，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。仙人刚到此地时，夜晚同我散步，掉了五分币，也在路上寻觅半天，并未见大方之态。今之慷慨，乃慷敝人之慨也……生活不如意，“仙人”离去了，他也从梦中醒来，这是1975年。

知内情的人都明白，他写的不是“幻觉”，是真实，甚至包括细节。

北京的一位朋友（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）也认识张同志，几次征求孙犁的意见，要给她写信，想挽回局面。孙犁告诉他：“人家已经把东西拉走了。”他说：“拉走东西，并不证明就不能挽救。”孙犁还是没有同意他写信。这位朋友是蠡县人，年轻时长得漂亮，格温和，孙犁好和这样的人朋友。他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秘书长，1957年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，被错划为右派。平反以后，当了中纪委的常委，报上登过他的照片。他当时虽然还不有这样显赫的地位，要使“幻梦”重圆，也并非全属奢望。

孙犁方面呢，就是当他生活在“幻梦”中的时候，心里也还是清醒的，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“书衣文录”，也就明白几分了。《现存元人杂剧书录》条下记着：“1975年3月17日灯下。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。”二十天后，又在《许学林》条下记着：“1975年4月7日灯下。其来也不意，其去也不解，如如，如影如幻。晚年脆弱，非幸遇也。”

《书衣文录》的“跋尾”，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：1975年，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，临别赠言：“现在，阶级关系新变化，得确信，老恐怕还要被抄家。你在书上写的那些字，最好收拾收拾。”

余不以其言为妄，然亦未遵行之。后虽有被专政加之迹象，幸无再抄家之实举。……呜呼，巢居者察风，者虑雨。彼人可谓居不忘危，择枝而栖者矣。1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曲，这一件事也过去了。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净一些，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“两地书”，他都填了炉：“这些信件，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不安的生活，无法倾诉的悲愤，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表的内心。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，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，心里才觉得净。一样的情，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，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。”在这件事上，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，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力：“自从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，断绝了写作的机会，从与她通讯，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，这是可以纪念的。这些信，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，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，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、迟钝。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吧。”1

“解放”以后

说到写作，他在被“解放”以后，有人几次劝他：“写东西吧，亮亮相吧。”他说：“不想写了，至于相，不是早已亮过了吗？”他指的是运动期间，不只受凌辱，而且绘影图形，传檄四方。“老实讲，在这一时期，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，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，在同一个版面上现。”2他不写，他要思考一下。后来证明，他的思考正是一写作的准备。